《书·舜典》中说,华夏大地,每个州都有名山大川为一州之镇。北京为一国之都城,虎踞龙盘,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天然帝居,理应有五镇以助金汤之固。
作者宗春启
京城五镇之说,见诸《清朝野史大观·京师五镇》:“京师俗传有五镇。”此五镇分别是:东方之镇黄木厂;南方之镇烟墩;西方之镇大钟寺;北方之镇昆明湖;中方之镇景山。
五镇分列于五个方位,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每个方位正好可以占两个天干。于是有了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的说法。
《清朝野史大观》是一部辑录清代遗闻轶事的著作,于民国初年的年编辑出版。书中收集了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的逸闻轶事,文章来自清人的野史笔记,上自宫闱秘闻,下至坊间杂论,巨细无遗,蔚为大观。关于京师五镇的说法,文章说来自“京师俗传”;从所列的五镇之物来看,此说形成于乾隆年间。
黄木厂有“神木”?
东方甲乙木之镇为黄木厂,其实应为黄木厂之木。黄木厂应为皇木厂,又称神木厂,位于广渠门东一公里、通惠河南米处,是明代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存放木料之处。《天咫偶闻》记载:“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皇木,即皇家之木料。永乐四年秋天,朱棣任命泰宁侯陈珪负责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派大臣前往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采伐木材。十余年后,大量木材运抵京城。不难想象,永乐十八年前后,这里堆积了大量木材,都是采自南方、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明末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中说:“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曰‘樟扁头’,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也就是说,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堆积着许多粗大木料。“樟扁头”是最大的一根,长十多米、直径超过七米,横卧在地上,看不到对面骑马的人。此外还有几根,都有名字刻在木上,如:“王二姐”“张点头”“嫌河窄”“混江龙”什么的。
为什么叫神木?据传说,负责采集木料的大臣在四川大凉山发现一批特大金丝楠木,正要令人砍伐,晚上雷声大作,这些树木都消失了。第二天一看,这些木材都已经浮出山谷、抵达江上了。朱棣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此乃神助我也!”遂命名这批木材为“神木”。这个说法不经之甚,姑妄听之可也。
到了清朝,这批神木已经历时二百年,太阳晒风雨淋木质腐朽。乾隆皇帝下令予以保护,并修栏建亭,立碑以记。碑文为乾隆二十三年(年)皇帝御制的《神木谣》从这首《神木谣》中“甲乙青气镇权舆”的诗句来看,乾隆二十三年,此神木已经列为“五镇”之首了。
新中国成立后,碑亭已坍塌,神木更为腐朽。年,北京钢琴厂在这里选址建厂。上个世纪70年代,该厂将残存神木破成板材做成了八张会议桌。
现钢琴厂已然迁走,乾隆《神木谣》碑已被重新树立起来,供人凭吊。
烟墩本是烽火台
南方丙丁火之镇是永定门外的烟墩,又称为燕墩,俗称石幢,在永定门外一里多。昔人有诗云:“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高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
烟墩原是一座烽火台。据说始建于元代,原为土台,至明嘉靖三十二年(年)北京修筑外城时,才包砌以砖。它有两丈多高,上窄下宽;北面西偏有一石门,进门拾阶而上可至台顶。台上缭有围墙,正中央立着一座方碑,碑顶有石檐,檐下有石雕3层,碑顶为四角攒尖顶,四脊各有一龙。碑的北南两面分别镌刻着乾隆皇帝写于乾隆十八年(年)的两篇文章:《帝都篇》和《皇都篇》。
燕墩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年维修了台顶部分,并对碑身进行了防护处理。4年辟为燕墩公园,规划面积1.19公顷。年,燕墩与北京中轴线上其他建筑一起参与北京中轴线申遗。
关于丙丁火的南方之镇,还有个良乡昊天塔的说法。因为昊天塔立于燎石岗上,燎石岗上的土为红土,据说是宋朝的孟良来此盗杨业之骨,将随身带的火葫芦摔碎后燃起大火,将山冈烧成红色的。选这里为南方之镇,也是因为在京之南、又有“火”的因素。
《昊天塔孟良盗骨》是一出杂剧,演述杨家将故事:杨令公死后,骨殖被辽人挂在昊天塔,每日箭射,灵魂受辱,托梦杨景(即杨六郎)搭救。杨景与孟良一起来盗骨,辽将韩延寿发现,率兵来追。杨景逃至五台山,遇见失散多年的杨五郎。五郎设计杀死了韩延寿,祭奠亡父。剧中的故事不是历史。昊天塔宋辽时期位于两国边界的辽国一侧,有军事瞭望塔的作用。
朱棣为什么造永乐大钟?
西方庚辛金之镇是大钟寺的大钟。大钟寺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年)的觉生寺,因永乐大钟迁于此寺,俗呼为大钟寺。
永乐大钟铸于明京师铸钟厂,铸成后存放在汉经厂。永乐年间,遇到万寿圣节等节日,都在汉经厂作佛事。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将其从汉经厂移置万寿寺,每天由六个和尚敲钟。天启年间,时局动荡,朝中有人说:京西为“白虎地”,不宜有钟声。于是大钟被弃于地上。
清朝的君臣们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的觉生寺。雍正十一年(年),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并专门修建一座上圆下方的两层钟楼,用以悬挂大钟。直到乾隆八年(年),移钟工程才告最后完成。据说乾隆皇帝驻跸圆明园时,每天都要侧耳遥听大钟寺的钟声。
朱棣为什么要铸造永乐大钟?据说依据是《太祖实录》里的说法:“唯功大者钟大。”其实不尽然。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封为燕王,燕王府即是昔日元大都的皇宫。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从他侄儿的手中夺取了皇位,并迁都北京。因为他的皇位是建筑在无数死难者尸骨之上的,未免于心不安,为了超度亡灵,于是下令铸造了这样一口大钟,敲一下,等于把周身的经咒念了一遍。
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是铭文字数最多;第三绝是音响奇妙优美;第四绝是悬挂方法科学;第五绝是铸造工艺高超。
永乐大钟重46.5吨,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清朝,是怎么把它拖到大钟寺、又是怎样把它挂起来的?据说是在冬季,挖一条大沟,沟中泼水冻成冰,用大批牲畜通过冰道把大钟拖到大钟寺工地,再把它滑到一个高起的冻土堆上。来年开春,打地基、架屋梁、盖钟楼。钟楼建好后,大钟已然在梁上了。挖去大钟身下的土,大钟便悬挂起来了。
永乐大钟,凝结着我国古人冶炼、铸造等多方面的智慧。
前要照后要靠
北方壬癸水之镇是昆明湖,位于京城河湖的上游。当时除此之外,京城近畿再没有更大的水面了。
昆明湖原名西湖、西海子,初由玉泉山的泉水汇集而成,因位置在瓮山之阳,又称瓮山泊。元朝郭守敬为补充通惠河水量,修筑了一道从昌平白浮泉至瓮山泊的堤堰,将白浮泉及西山诸泉之水引入瓮山泊,使之成为一个大蓄水池。及至清朝,瓮山泊水草丛生,泥沙淤积。乾隆十五年(年),乾隆皇帝为给其母亲庆祝六十大寿,在瓮山上建造大报恩延寿寺,更名瓮山为万寿山;又以兴修水利之名,动用国家帑金雇用民夫,芟除杂草,疏浚泥沙,围湖造堤,设置涵闸,使“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面积扩大了一倍,深度是原来的两倍,“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更名为昆明湖。乾隆皇帝在御制《万寿山昆明湖记》碑文中说,自昆明湖修成之后,通惠河水量更充裕,有利于漕粮和货物运输;京城护城河里的水多了,原来深不足一尺,现在有三尺深了;海淀过去没有水田,现在水田越来越多了;还能利用这片水域操练水军。大臣们恭维说:昆明湖“实万世永赖之利也”。
乾隆皇帝亦作诗为自己歌功颂德。在今天看来,乾隆皇帝疏浚昆明湖,确实是给后人做了一件好事。
颐和园昆明湖边,一尊铜牛卧伏在雕花石座上,以神态生动、形似真牛著称。这尊铜牛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年)铸造,称为“金牛”,据传是为镇压水患而建。牛背上还铸有八十字的篆体铭文《金牛铭》。
中央戊己土之镇是景山,在神武门北,原名煤山、万岁山,形成于明朝永乐十五年,是永乐年间拆除元故宫、修建紫禁城时,用建筑废墟、渣土和挑筒子河的泥土堆积起来的。这一点,已经于年有关研究单位钻探得到了证明。
堆起一座景山,是为了给紫禁城充当镇山。按照“前要照、后要靠”的说法,紫禁城之北需要有座山。北海的琼华岛,曾经是元皇宫的镇山。明朝的皇宫向东移了,所以要再堆起一座来。
景山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登上景山可以眺望大内、俯瞰全城。清代的时候,每逢重阳节开放一日,准百姓登临。但是“不与门吏接洽、赠以金钱,仍不能入也”。
京城五镇的说法可能不科学。但是这五镇增添了北京城的历史厚重感,丰富了北京城的文化内涵,甚至还影响到了北京城的气候环境,不失为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很值得珍惜。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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