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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唐肃宗李亨时期,内容跟用人和粮食有关。在乾元二年(年)七月至宝应元年(年)二月不到四年的这段时间里,唐河东节度使换了三任,分别是王思礼、管崇嗣和邓景山。他们三人任内的作为迥然相异,产生的后果也判若云泥。

■王思礼:知耻后勇,位至三公

乾元二年(年)七月,时任潞沁节度使王思礼被朝廷任命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这项任命,既是对这位宿将所立战功的褒奖,也是为了满足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

首先来说褒奖的事情。发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年)的安史之乱,到唐肃宗乾元二年已持续了五年时间。至德二年(年)秋,在回纥兵的援助下,唐将郭子仪等收复了长安、洛阳二都。杀父自立为帝的安庆绪,退据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降唐后再次反叛的史思明,攻陷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称大圣燕王。

乾元元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帅步骑二十万讨伐安庆绪。到次年二月,唐军已将邺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城中粮食告罄,一只老鼠卖到钱四千。就在唐军以为克在朝夕,上下弥漫出一片乐观情绪时,史思明率兵从魏州赶来支援,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

史思明(影视形象)

乾元二年三月,双方在邺城外围展开决战。此时唐军人数已经增至六十万。然而,这场兵力对比悬殊的决战最终变成了一场混战,唐军竟然大败。担任主攻的名将郭子仪败得最惨,“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二将“整勒部伍,全军以归。”①王思礼数月后被委以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的重任,显然跟他在邺城会战中的表现有关。

对王思礼来说,这一仗可谓雪耻之战。天宝十五年,他在潼关之战遭受惨败,若不是宰相房琯出面求情,就将被处死。他原本是高丽人,后迁至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父亲成了唐朔方军将领。他少习军事,后来成为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部将,受到器重,历任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金城太守等职。天宝十五年潼关之战前,应哥舒翰的一再要求,他被临时调任其元帅府马军都将,由此也成了潼关之战的一员败将。后来他参加了收复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战役,屡立战功,升任兵部尚书,封霍国公,不久又兼任潞沁节度。

再介绍当时河东的形势。唐太宗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地处黄河以东的河东道为其中之一。这里既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是抵御北方突厥的一道屏障,又是向关中提供粮食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则天时将太原明确为“北都”。唐玄宗时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称“尹”。开元二十一年(年),唐玄宗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相当于汉代的刺史)负责行政,又在边境地带设节度、经略使负责军事。河东道治所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府。

安禄山(影视形象)

安史之乱发生,使得河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叛军最初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关中,跟唐玄宗让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关中东部屏障洞开直接有关。唐军后来能够将局势稳住,也得益于时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守住了太原。唐军最终在争夺河东的拉锯战中胜出,为克复长安和洛阳奠定了基础,应验了郭子仪作出的“河东居两京之间,扼贼要冲,得河东则两京可图”的战略估判②。

由此可知,让知耻而后勇的王思礼镇守河东,兼领军政,在当时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安排。《新唐书·王思礼传》记载:

思礼善守计,短攻战。然持法严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储粟至百万斛云。

王思礼的任务就是要将河东牢牢控制在手中,并向京师长安提供粮食。从史书记载看,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这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敢做敢为。在驻守潼关期间,王思礼曾秘密劝说哥舒翰将杨国忠诛杀,未获同意,又提出由他带人去将杨国忠劫持至潼关,仍被拒绝。史书还记载了他在河东用人的一个故事。

王思礼(影视形象)

潼关之战时,王思礼的坐骑中箭而死,一个名叫张光晟的骑兵将自己的马让给了他。王思礼后来多方寻找这位救命恩人未果。赴任河东后,有人状告代州刺史辛云京,正当王思礼准备处置这位刺史时,正在辛云京手下的张光晟毛遂自荐前来说情。二人见面,王思礼立刻认出了张光晟,他不仅赦免了辛云京,而且跟这位救命恩人“约为兄弟”,当日就将张光晟擢升为兵马使,“赠金帛田宅甚厚”③。这位张光晟后来成为一员勇将,威震回纥。

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间不长,上元元年(年)他被唐肃宗拜为司空。这项任命开创了一项纪录,“自武德以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次年,他病逝,“赠太尉,谥曰武烈。”④

■管崇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为王思礼的后任,管崇嗣史无传载,有关他在河东镇守的情况,史书有如下记载:

●王思礼在太原,储廥赢衍,请输半以实京师。会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数月,为下盗费略尽。帝闻,即以景山为太原尹,封南阳郡公。(《新唐书·邓景山传》)●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思礼薨,管崇嗣代之,为政宽弛,信任左右,数月间,耗散殆尽,惟陈腐米万馀斛在。上闻之,以邓景山代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

名将郭子仪(画像)

如此看来,此人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间很短暂,其所作所为跟他的前任不可同日而语。有关管崇嗣的情况,史书中还有下面二则记载:

●元帅广平王(即后来的唐代宗)领朔方蕃汉兵号二十万来收长安,出辞之日,百僚致谒于朝堂。百僚拜,答拜,辞亦如之。王当阙不乘马,步出木马门而后乘。管崇嗣为王都虞候,先王上马,(颜)真卿进状弹之。肃宗曰:“朕儿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卿勿复言。”乃以奏状还真卿。(《旧唐书·颜真卿传》)●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哗纵,(李)勉劾不恭,帝叹曰:“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新唐书·宗室宰相传·李勉》)

上述二则记载都与礼仪法度有关。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管崇嗣是个赳赳武夫,但颇受唐肃宗、代宗父子的信任。他在皇帝和储君跟前都如此大大咧咧,独当一面担任河东节度使后,依旧是个“马大哈”,管不住身边人,以致数月之间便将前任留下的家底挥霍一空。

■邓景山:为政简肃,短于兵事

管崇嗣的继任者邓景山系“以文吏进,累至监察御史”,在担任青齐节度使期间“为政简肃”⑤,官声不错。唐肃宗同时将他任命为太原尹,封南阳郡公,对他抱有很大的期待。邓景山的作风跟他的前任完全不同,《新唐书·邓景山传》的记载:

景山清约,子弟馔不过草具,用器止乌漆,待上宾惟豚、鱼而已,取仓粟红腐者食之,兼给麾下,麾下怨讪。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将安用邪?”因慢骂,士皆羞忿。

观邓景山的行止,堪称做到了以身作则。美中不足的是,他显然缺乏跟这帮舞刀弄枪的武夫打交道的思想准备和足够耐心,失之于急躁,并因此留下了隐患。

邓景山一到任便开始追查粮食的去向,发现大多数将领都存在“隐没”行为。其中有位裨将“抵罪当死”,其他将领替他求情,遭到拒绝。此人的弟弟请求代兄受罚,也未得到认可。后来,有人提出用一匹马来赎罪,这回他同意了。可是,将领们却不满意。有人乘机煽动:“我辈曾不及一马乎!”⑥此前积累的不满情绪,很快演变成一场暴乱,邓景山被害。

邓景山到任后即着手整肃军纪,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后来同意用马匹来赎罪,已经考虑到当时武将跋扈的实际。无奈管崇嗣纵容在前,他又没有王思礼那样的军事履历,这起变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

战乱之际,用兵之时,唐肃宗和起了稀泥,他以邓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为由,下令对暴乱者不予追究,并且派人前来安抚。应将领们的要求,时任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接任节度使,辛云京奏请以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这个故事令人感叹。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一旦长短错位颠倒,那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既误事又害人。发生在唐肃宗李亨时期三任河东节度使身上的这个故事,就体现了这个道理。

注:①③《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②《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④《新唐书王思礼传》;⑤⑥《新唐书邓景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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