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成为当年的热点事件之一。央视的现场直播、各个媒体对考古发掘进展的跟踪报道，使这次考古发掘成为一次公共考古的经典案例。
然而，老山汉墓考古成果揭示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也随着公众热度的冷却而受冷落。如今，深藏于老山郊野公园中的老山汉墓仍保持着20年前出土时的模样，显得神秘而低调。它本身的价值，以及在北京城市早期发展史中的角色，还远远没有被公众了解。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盒。
年老山汉墓发掘现场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室顶部全貌。本报记者李继辉摄
汉代修建陵墓的工匠将木板编号，以便修建陵墓时组装。
老山汉墓刚出土时的黄肠题凑。
蹊跷的新坟
年10月23日，正在辖区巡视的八宝山派出所民警李利文，无意间听到几位大爷、大妈议论：他们常去早锻炼的老山，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新坟。国家早有规定，非墓区不能随便埋骨灰，怎么会有人起新坟呢？李利文觉得蹊跷，于是立即汇报到所里。
副所长王金明在八宝山派出所干了18年，曾听附近的老人们说，石景山一带过去有不少看坟世家和盗墓世家，所里老同志也给他讲过不少盗墓的故事。直觉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一起盗墓案。
提起“盗墓”，人们多半会想到《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中的情景：深山老林、沙漠戈壁、机关陷阱、鬼影幢幢……盗墓似乎就应该发生在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要说距离北京市中心十公里、长安街延长线的边儿上，竟然发生了盗墓案，还真有点匪夷所思。
正因为离奇，有关这起盗墓案侦破的经过，网上流传着许多版本。一位文博大V在自己的网络节目中说：“当民警跟着报案的老太太来到新坟堆时，两个盗墓贼正好从‘坟’里钻出来，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当时他们俩离主墓室只有60厘米。”
这段描述活灵活现，犹如亲见一般，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侦破一起盗墓案哪有那么容易？事实上，石景山公安分局刑警队和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蹲守了四十多天，才将盗墓贼抓获归案。
据《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发现线索后，民警们立即在老山附近进行蹲守。他们发现，晚上9点以后，常有几个人在老山主峰南侧的一个山包上挖土，凌晨3点左右又分头下山，行踪诡秘。
分局刑警大队和八宝山派出所一面派民警继续蹲守，一面到石景山区文物局请教专家。石景山区文物局的专家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很可能有一座古墓。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既然发现有人盗墓，赶紧将他们抓获归案就是了！实际上，绝非那么简单。办案需要有证据，几个人在荒山野岭挖坑并不违法，只有当他们真正挖到古墓，才能认定为盗墓。可要是让盗墓贼挖到古墓，文物不就受损了吗？为了拿捏好其中分寸，民警们一刻也不敢大意，他们生生在老山埋伏了一个多月。
经过几天蹲守，民警们发现，这伙人通常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西门集合，骑自行车或步行从八角新村上山。8点半到达挖掘现场，将洞口打开通风，半小时后由一人钻进洞内，一人负责观望，两人专门负责运土。他们一般干到凌晨3点“收工”，用木板将洞口盖上，再往上堆土，伪装成坟头。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在“坟头”盖上树叶，并小心地将洞口周围的足迹扫干净。
12月9日、10日两天，侦查员李平和民警李利文冒险钻进盗洞取证。据办案民警回忆，盗洞洞口直径只有六七十厘米宽，洞深六七米，俩人刺溜就进去了。在洞里，李利文和李平发现了黑色的木炭和青白色的黏土——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汉墓中特有的青膏泥。
两位民警拿着从盗洞里取得的证据，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鉴定。副所长王武钰一看木炭和青膏泥，立即判断被盗的是一座汉墓，而且还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墓。
青膏泥，也称白膏泥，就是烧制瓷器用的高岭土，它黏性大、渗水性小，是汉墓特有的防腐剂。木炭则起到防潮吸水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大葆台汉墓出土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青膏泥和木炭。
第二天清早，王武钰和同事在两名民警的带领下来到老山。“那时候老山上全都是植物，盗墓贼夜里来怕找不着地方，就隔几步在小树上系个红布条指路。”民警和王武钰等人就是跟着红布条找到盗洞洞口的。
找到盗洞之后，王武钰与同事程利先后下了洞：“洞口不大，踩着两边的脚窝就能下去。”在洞底王武钰二人发现一小截裸露在外的小木桩，周围还散落着木炭和青膏泥。当时，他心里已经有数，那一小截木桩很可能就是汉代大墓中独有的“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出现是在《汉书·霍光传》中，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三国时魏人苏林曾对黄肠题凑进行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不过，直到年大葆台汉墓出土，人们才第一次见到黄肠题凑的实物。
从洞里出来后，考古人员又在小山丘的周围进行了勘察，并在周围的树坑里发现好几处夯土层。
盗墓贼已经快挖到墓室了，再不采取行动文物就要受损，石景山公安分局决定当天夜里收网。可令人诧异的是12月11日至21日40多名干警一连蹲守了11天，犯罪嫌疑人竟然没有露面。难道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蛛丝马迹，跑了？一直主办这个案子的李平心里别提多懊糟了。
12月22日晚上，这伙盗墓贼终于又出现了。23日凌晨3点10分，正在作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在他们的供述下，其他几名同案犯也陆续落网。这起震惊全国的盗墓案终于圆满侦破。
据说，当公安干警审讯几名盗墓贼为什么会人间蒸发了十天？盗墓贼们的回答让大家哭笑不得，原来年12月20日正好赶上澳门回归，盗墓贼们怕赶上“严打”，没敢去挖。
多年前的木建筑
驱车沿长安街延长线向西，经过八宝山向北一拐，不一会儿就到了老山郊野公园，老山汉墓便在公园内，只是不对外开放。
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重回老山汉墓发掘现场，王武钰仍感到十分亲切，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由于盗墓贼已经挖到墓葬的核心部分，遇到雨季古墓很可能透水，因此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对老山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王武钰被任命为考古发掘现场总指挥，在这里整整工作了一年。
老山汉墓依山而建，封土有七八米高。王武钰告诉记者，古人是一层一层堆筑封土的，每一层土都经过夯筑，为了加固和保护封土，营建者在封土四周填入了大量碎石块。
考古人员先将封土堆去除，再请钻探队探出墓坑的范围。王武钰告诉记者，钻探人员使用的探铲就是“洛阳铲”——一根长杆子，头上带着一个“凹”形的探铲。洛阳铲戳下去每次只能带上一点土，钻探人员靠分辨土的颜色进行判断。“生土是未经人为扰动的，土层纯净，层次清晰，夯土是经过人工夯实的，与自然土有很明显的不同。”王武钰解释说。钻探人员根据土的颜色，很快便在地上画出了墓坑的形状——一个方形墓室加一条长长的墓道。
考古发掘是一个慢功夫，需要考古队员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王武钰告诉记者，人工夯实的土不管过多少年跟自然土的界限都十分明显，只要用小铲子一扒拉，自然就掉下来了。如今老山汉墓墓道的两壁，仍能看到汉代建墓时留下的镐印。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正中，长24米、宽约8米多。按照过去考古发掘的经验，汉墓的墓道里一般都会有车马坑。大葆台汉墓中就出土了三辆马车和十一匹马（一说十三匹马）的残骸。“古人视死如视生，活人有什么，死人墓里也要有什么。活人出行要有车马，所以墓里也要陪葬车马，对于汉墓而言这是‘标配’。”王武钰说。
在清理墓道的时候，他特意叮嘱考古队员们仔细发掘，这里很可能出现车马坑。可是，整条墓道清理完毕，期待中的车马坑并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使这座汉墓“从简”了呢？
车马坑虽然没有找到，但是考古队员却在墓道里发现了两遛“筒瓦”。“半圆形的，两个扣在一起像个竹筒一样，所以叫‘筒瓦’。”王武钰解释道。
古代建筑中常会用到筒瓦，但王武钰还是头一次在墓葬中见到它，而且是两片筒瓦扣在一起像根水管子一样从墓道一路绵延向墓门。它到底是做什么用呢？
容不得考古队员多想，清理工作又有新进展，墓道里出现了许多大石头。这些石头叫“封门石”，是建墓者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墓室而堆放的。只要封门石出现，墓门就不远了。
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是国内第一次公共考古实践，那时候考古发掘现场对媒体的开放程度难以想象。王武钰说：“发掘现场外面都是记者，每天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都播，各路记者随时都问：今天又挖出什么来了？”
那段时间，由于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王武钰去菜市场买菜都会被人认出来。不过，考古实在是太专业的一门学科，记者们仅凭现场采访，连蒙带猜，报道中难免错误百出。发现封门石的第二天，有位记者把封门石，误写成了“大石门”。墓葬中使用石门，从东汉才开始出现，直至明清时期的墓葬都能见到。报道一出，王武钰的电话被打爆了，他的老师、同学和同行们纷纷问，怎么挖出石门来了？王武钰只好一个个跟对方解释。
王武钰苦笑道：“后面闹出的笑话还多着呢。”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王武钰向媒体透露，老山汉墓中发现“便房”。“便房”是汉代墓葬中的专有称谓，十分冷僻，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记者在写新闻稿时发挥想象，将“便房”理解为厕所。于是，新闻稿变成了“老山汉墓中可能有厕所”，一时间成为笑谈。
封门石挪开后，期待中的“黄肠题凑”出现了。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礼记》做注释时写道：“题，头也；凑，聚也。”顾名思义“题凑”就是将切割成长条的木头码放在一起，形成一堵木墙。
“黄肠题凑”指的是用柏木条码成的木墙，因为柏木心是黄色的，切割成长条状，就像一根肠子一样，因此被称为“黄肠”。
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黄肠题凑都是用柏木做的，是名副其实的黄肠题凑，而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只有墓门部分使用了柏木，墓室里使用的则是栗木等杂木，严格来讲只能叫“题凑”。
老山汉墓俯瞰图呈“回”字形，“题凑”墙在墓室中围成两道回廊，即外回廊和内回廊。“外回廊相当于外院，内回廊相当于内院，棺椁就放在内回廊围成的后室中部，是墓室的核心位置。”王武钰说。
为了方便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将内回廊板墙拆除，一圈题凑墙和外回廊外壁板墙按发掘原状保留下来。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是被切割成长方形的木条一个挨一个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显得十分坚固，丝毫没有倾颓的迹象。
“中国地面上汉代的木建筑已经没有了，唐代建筑都非常少见，而老山汉墓中却保存着一座完整的汉代木结构建筑。这非常难得，说明汉代木结构建筑已经十分辉煌了，所以我在考古发掘时，尽量不去移动这些题凑，现在它们还像刚发掘的时候一样。”王武钰说。
惊现尸骨
考古队员清理墓门时，发现本应该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木头凌乱了，隐约还有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会不会是盗洞呢？
考古发掘之前，王武钰曾请考古学大家徐苹芳先生来考察过。徐先生提醒他，有封土堆的大墓一般都被盗过。“考古不是挖宝，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即使被盗过，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考古流程操作。”王武钰说。
老山汉墓的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相当于“客厅”，后室相当于“卧室”，棺椁摆在后室。墓葬刚出土时，这里全让土塞满了，我们要一点一点清理。
在清理前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张漆案，更令人称奇的是摆在西侧的小漆案上还有一具尸骨。
尸骨面朝下趴在小漆案上，头骨相对完整，一只手反过来背在后背，身上压着两条大木头，尸骨下散落着一个晶莹润泽的玉带钩。
老山汉墓发现尸骨的消息立刻点燃了媒体的热情。各路记者围着王武钰追问：“尸骨是谁？是男是女？”原定年8月20日要进行的央视直播，也聚焦到尸骨上。
媒体报道要求短平快，通俗易懂，抓人眼球，但考古是漫长而细致的过程，考古人员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给出确切的答案。双方诉求的错位，从合作伊始便露出端倪。
担任直播的央视主持人康辉在自传《平均分》中写道，节目组第一次与考古队接触，正好赶上文研所聘请的考古人类学家潘其风前来鉴定尸骨。编导们围着潘先生问个不停：“这具尸骨是男是女？什么年代？会是谁？”
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潘其风无法立即回答这些问题。他一再表示，要等进一步发掘后经实验室DNA研究，才能下结论。可是，直播中连一个抓人眼球的猛料都没有，如何向电视观众交代？禁不住编导的一再请求，潘先生终于同意直播那天接受康辉采访。
康辉回忆，直播当天他问潘先生：“您认为这是什么年代的？男性女性？可能是谁？”
潘先生谨慎地回答：“按照我们考古工作的步骤，现在很难说，要完全清理出来后拿进实验室做鉴定。”
康辉不甘心一再追问：“大家对老山汉墓出土的这具尸骨非常感兴趣，它也很可能对揭开老山汉墓之谜有重要的作用，您能给观众朋友提供几种可能性吗？”
潘先生仍然坚持应该等实验数据出来再下结论，可是经不住主持人的几番追问，他终于还是妥协了：“从目前发现的并不完整的骸骨来初步判断，这个人的年龄大概是在35岁至40岁之间，身高1.61米左右。男性的可能性是有的。这都只是很粗略地看，具体结果只有通过实验室的技术测试才可以下结论。至于尸骨的身份，盗墓者、陪葬者或被盗墓者从棺木里拖到这个地方的墓主人，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后来，实验结果显示这具尸骨是个女性。康辉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提到，那一刻，他眼前闪现出潘先生在现场的苦笑。正是在他的一再纠缠下，一名严谨的考古工作者做出了一个不算严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很可能会让老先生的学术声誉蒙尘。经过这次直播，康辉甚至重新思考了自己对工作的认识：
以前，我以为“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为了我的工作而想尽一切办法，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工作”。老山汉墓的这件事提示了我，当“我的工作”需要“别人的工作”来配合时，当“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有冲突时，我首先应该尊重“别人的工作”，尊重别人的规律，尊重别人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无视对方。哪怕“我的工作”因此而并未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至少可以问心无愧。一直没有机会对潘先生当面说声“对不起”，今天在这里写下这些，权作致歉。
考古队员用木板把大漆案固定住，用吊车吊出来。
年8月20日，康辉在央视直播中采访老山汉墓发掘现场总指挥王武钰。本报记者李继辉摄
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图中白色印记是将丝织品固定在棺板上的铜钉留下的。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推进，尸骨的身份也渐渐清晰。这具女尸正是墓主人——汉代某位燕王王后。
考古队员分析，老山汉墓落成不久就被盗墓贼“光顾”了，而且还不止一次。盗墓贼不但盗走了墓葬中的随葬品，还将五层大棺椁捣坏，把墓主人的尸身拖到墓室前部，并将她身上的首饰、衣物洗劫一空。
王武钰在遗址现场，为记者指示了两条古代盗洞的位置。这两条盗洞从墓门东南方向斜插着挖过来，巧的是多年后的现代盗洞也在这附近。“古今盗墓贼可真是不谋而合，他们选择了这座大墓最薄弱的部位，既躲开了北边山石，也躲开堵在门口的封门石。”王武钰说。
墓道中那两道匪夷所思的筒瓦“水管”的用途，也被王武钰参破了：“这两道管子是盗墓贼的‘救命管’。如果盗墓时发生坍塌，管道可以通气，盗墓贼不至于立刻被闷死，他们在外面的同伙可以赶紧救他们。今天的煤矿里也有类似的管子，既可以通空气，也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流食。”
王武钰告诉记者，类似的盗墓工具他在全国其他考古发掘报告中从未见过。多年前盗墓贼技术之高，令人惊叹。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文研所将头骨送到公安部物证中心做容貌复原。公安部物证中心研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不是黄种人，而是一个西域胡人。考虑到这座汉墓建于张骞通西域以后，有人大胆地猜测，这位燕王王后是不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西域美女呢？这一假设虽然大胆，但是没有得到考古学家的认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认为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为了弄清真相，文研所副所长赵福生又联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希望他们能再做一次颅像复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运用体质人类学、DNA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技术研究认为，老山汉墓的女性墓主人，鼻棘较低，鼻梁欠突起，鼻根凹很浅，上面部扁平，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她的DNA序列显示，她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通俗地说，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年，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三维容貌复原图见诸报端，这位沉睡在地下多年的西汉女性终于露出了真颜。
谁说墓里无宝？
20年前，有关老山汉墓的报道铺天盖地，公众的期待值也被吊到最高，但普通人与考古学家的角度不同，大家关心的是挖出什么宝贝了？当人们发现，此墓早已被盗，不免大失所望。直到今天，许多人提到老山汉墓时还会说：“这个墓价值不大，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挖出来！”
作为考古学家王武钰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一直强调，考古不是盗墓。总有人问：你们挖出什么宝贝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宝贝！首先是这座黄肠题凑的大墓，整体保存下来，人们可以看到多年前的木结构建筑；还有墓里出土大漆案和丝织品都是北方地区独一无二的。”
王武钰提到的漆案位于墓室的前室，下葬时有三张——中间一个大的，两边两个小的，原本是摆放贡品用的。盗墓贼潜入墓室后，为了照明烧毁了东侧的小漆案，墓主人的尸骨则被扔在西侧的小漆案上。
漆器因制作工序复杂、花费工时极多、价格昂贵，在《盐铁论》中有“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漆器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俗话讲：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漆器或出土于极其干燥的新疆沙漠地区，或出土于南方的墓葬中——马王堆中出土的漆器一直都在水里泡着，就怕北方这种半年干、半年湿的气候，很快就腐烂了。王武钰说，以前北京附近中也出土过漆器，有时候就是一个印儿，风一吹就没了。北方能出土这么大的漆案，这是独一份。
为了将这两张漆案完整地取出来，考古队员们也是煞费苦心。王武钰专门请来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白荣金，他是国内提取文物的专家。
漆案出土时，漆皮虽然看上去很完好，但木头已经腐朽了，根本拿不起来。白荣金指导考古队员把小竹片插到漆案底下，再用两块木板将漆案上下一夹，用吊车吊起来移到室内慢慢清理。
后来，两张漆案被送到最擅于处理漆器的荆州博物馆进行修复。“他们用一种胶质物将漆案中的水分子置换出来，这样漆案就成为一个整体了。”王武钰解释说。现在，修复完成的两张漆案，珍藏在首都博物馆里。
老山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宝贝是罩在中棺外面的丝织品。其实，老山汉墓在发现时，黄肠题凑的顶盖早就塌了，顶盖重重地砸在墓室中，五层大棺椁被压成了一个扁片。再加上此墓下葬不久就被盗过，说实话，打开棺椁时考古队员们并没抱太大希望。“陪葬品啊，金缕玉衣啊，那几乎是不可能有的。”王武钰说。
可当他带领队员们掀开中层棺材的棺板时，发现似乎有东西粘在上面，定睛一看有花纹，隐约还有经纬线。王武钰心中一阵狂喜，可能是一块丝织品。
如前所述，只有在极干极湿的环境中，丝织品这么娇贵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北京地区能出土这么完好的丝织品是个奇迹。
考古挖掘之前，徐苹芳先生曾经嘱咐王武钰，“如果发现丝织品就找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亚蓉。”
长沙马王堆、陕西扶风法门寺、新疆尼雅遗址，包括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海昏侯墓出土的丝织品都是经王亚蓉老师之手重放溢彩的。她堪称古代丝织品修复的权威。
老山汉墓发掘之初，徐苹芳已经跟王亚蓉打过招呼：“最近您不要出京，万一要有丝织品出土呢！”
王亚蓉跟大伙儿一样通过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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