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之死

为什么明末绍兴士大夫殉节成群，居全国之冠？

在甲申年自杀殉君的有倪元璐、施邦曜、周凤翔三位，占当时在京朝臣殉君官员的七分之一；乙酉年弘光朝覆灭，南京、杭州城陷时自杀的有刘宗周、祁彪佳等，丙戍年绍兴被清兵占领后自杀的有余煌、王思任等……

名士之死

明末时，绍兴一不小心得了一个全国冠军，不过，这个冠军惨兮兮的，有点碜人，不吉利，所以后人不大提起。

《明季北略》卷二一记施邦曜：“先帝升遐，九列中最先自尽者倪文正与公，皆越人。后又得一周文节。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绍兴乃三人。其后则刘都宪、祁佥都、余庶子等，不绝书也。盖浙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尤以文章节气自负云。”

这个冠军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说是明末的绍兴人有文化，有气节，忠君爱国，在“文章气节”上得了全国冠军；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就是明末时绍兴士大夫自杀的人较多，居全国之冠。

↑祁彪佳（－），浙江山阴人，明末散文家、戏曲家。曾任河南道掌道御史、右佥都御史等职。清军攻破杭州绍兴后，他在鉴湖之畔的柯岩寓园自溺明志，后被南明隆武皇帝追赠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忠敏。

忠义不废风雅，这是倪元璐、祁彪佳们走的路线，与刘宗周、黄道周平日“清苦刻厉”的道德严格主义很是不同，但最后却殊途同归，都选择了立朝死国……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年4月25日），崇祯帝在北京景山上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对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生存或者死亡？这个是重大的问题！按照《左传》“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和《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定的原则，君死社稷，臣死君，是千秋大义，崇祯爷一走，全国人民都得跟着去。

举国皆死，想想都感到恐怖，恐怖得近乎荒谬，事实上也做不到。人们必须寻找一个较为实际的评估体系，进行自我定位和品评别人。什么样的人更应该死？何时死？怎么死？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热议的话题。与君王个人关系亲不亲（知遇之恩厚不厚）？所处的社会阶层贵不贵？官位大不大？财富多不多？文化知识高不高？这都是列入考量的因素。由这些因素综合成一个“死君指数”，衡量一个人自杀殉君的必要性程度。按照这个标准，自杀的排序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文人儒士，一般平头百姓基本没这个必要，平头百姓自杀殉君有点自作多情，在君王的眼中，平头百姓只是作炮灰的材料。

↑倪元璐（－），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绍兴府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绍兴的士大夫在甲申年自杀殉君的有倪元璐、施邦曜、周凤翔三位，占当时在京朝臣殉君官员的七分之一；乙酉年弘光朝覆灭，南京、杭州城陷时自杀的有刘宗周、祁彪佳，丙戍年绍兴被清兵占领后自杀的有余煌、王思任。

倪元璐和施邦曜自杀时间最早，与崇祯帝死在同一天，所以张岱说他们是“攀髯鼎湖，神归箕毕”，扯着崇祯帝的胡须，升天成星宿了。倪元璐与崇祯君臣相得，深得崇祯的器重，兼摄户部和吏部尚书，君恩浩荡，不能不死。所以，“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本朝赐谥文正。”（明史列传一五三）。

倪元璐是绍兴府上虞县人，却在越城区罗门畈建造了一座全绍兴最豪华奢侈的园林，豪华奢侈到怎样的一种程度？有三个细节可说明问题：一是倪氏治园竟“以方、程墨调朱砂涂既墙壁门窗”，方、程墨是名墨，别人用它写字都心疼，倪元璐却用它来漆墙壁。二是在衣云阁的三层楼上“种竹数千竿，磨戛有声”，造了一个空中花园。三是在室内“施以锦帷，张灯四照”，室内装潢也穷极奢侈。当时他的同学和同年黄道周（倪、黄二人都是名臣袁可立的门生，都于天启二年中进士）至越作客时，见了很不高兴。“黄公不怡，谓国步多艰，吾辈不宜宴乐”，倪元璐笑着说：“会与公诀尔”。意思是说，我知道国家有难，你我二人都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我这是在与你告别，所以仪式要隆重点。不久他就单骑赴阙，遂殉寇难。忠义不废风雅，这是倪元璐、祁彪佳们走的路线，与刘宗周、黄道周平日“清苦刻厉”的道德严格主义很是不同，但最后却殊途同归，都选择了立朝死国。张岱说：“德裕园亭，文山声伎，一旦殉亡，弃若敝屣。”赞的是祁彪佳，更赞的是倪元璐。

倪元璐富贵得不行，施邦曜却穷得一塌糊涂。张岱赞曰：“余见四明，日惟酣睡。渴睡汉也，乃遂登第。家无立锥，饔餮不继。官至左都，与前无异。殉难燕京，贫无葬具。”死了以后连棺材都买不起。《明史列传一五三》中记载“施邦曜，字尔韬，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明年，贼薄近郊。邦曜语兵部尚书张缙彦檄天下兵勤王，缙彦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趋长安门，闻帝崩，恸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带自经。仆救之苏，恨曰:‘是儿误我!’贼满衢巷，不得还邸舍，望门求缢，辄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杂浇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施邦曜死得痛苦，死得曲折，死了三次才死成。第一次上吊自杀被仆人救下，第二次走到半路，寻着一间房子再次上吊，却被里面的居民赶了出来，又没死成，最后让仆人买来了毒药，用酒送下，“血迸裂而卒”。

↑周凤翔（？－年），字仪伯，号巢轩，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南京国子监司业、东宫讲官，后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节。

周凤翔死得晚了两天，死于3月21日，《明史列传一五三》中记载“周凤翔，字仪伯，浙江山阴人。崇祯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灵璧侯奴辱诸生，凤翔执付法司。历中允、谕德，为东宫讲官。尝召对平台，陈灭寇策，言论慷慨，帝为悚听。军需急，议税间架钱。凤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财摇国势耶!’亡何，京师陷，庄烈帝殉社稷，有讹传驾南幸者。凤翔不知帝所在，趋入朝。见魏藻德、陈演、侯恂、宋企郊等群入，而贼李自成据御坐受朝贺。凤翔至殿前大哭，急从左掖门趋出，贼亦不问。归至邸，作书辞二亲，题诗壁间自经。诗曰:‘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才两日也。后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节。本朝赐谥文忠。”“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自殉时还想着白发双亲，可见不仅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孝子。不过他的死，有人怀疑纯度不够。

另有一条道听途说的传闻说：贼人进城之后周凤翔就被迫报名投降，后来感到后悔，又削发而逃遁，不能如愿，再进入午门，等候朝见。有人传来贼人的话，说削去头发的会遭遇重刑。于是回去自杀了。所以有人据此说周凤翔的自殉是被迫的，忠诚度无法与倪元璐和施邦曜比。但是人家终究还是殉君了的，你一个活着的人再说三道四，很不厚道哟！再说，死是困难的，痛苦的，死前的犹豫和矛盾是可以理解的，责人以死，本来就很残酷，还要求他视死如归，简直就没人性了。

↑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学者，曾任吏部侍郎、左都御史。

一代大儒、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的刘宗周开始了长达23天的绝食……

乙酉年6月13日，杭州失守，潞王出降，15日消息传到绍兴，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开始了长达23天的绝食过程，闰6月8日，绝食而死。

刘宗周是一代大儒，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也就是说，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构作宏大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的自杀过程也充满了哲学意味，一边躺在床上绝食自杀，一边与弟子往复论难，讨论生死问题：生难死难？死难死易？自杀和他杀？主动性自杀与被动性自杀？自杀的宜与不宜，义与不义？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关于死的诸种话题。刘宗周让人想起苏格拉底——年前的希腊同行，他们的哲学自然是不同的，相同的是他们都有过一段漫长的直面死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可以选择逃亡、流放和交纳罚款来保存生命，而刘宗周更为简单，只要拿起案前的饭碗就可续命，但是最终他们都选择了死亡，并在死亡的过程中留下了精彩的思辨。

刘宗周是明末绍兴士大夫们的精神领袖，是一位带头大哥。他的人品、学问、资历、官阶，都足以使他担当起这个角色。在自杀殉节方面，他也率先垂范，做了榜样。虽然从时间在先方面来讲，他比倪元璐要晚一年零三个月，但是，在对自杀殉节的精神价值的发掘方面，没有人能比刘宗周做得更加深入。倪元璐的自杀是情感型的自杀，出于一时的血气之勇，临难一死报君王，是对崇祯帝个人的知遇之恩的回报。刘宗周的自杀则是意志型的自杀，是在遵守一种文化价值和道德律令。刘宗周为人严谨古板，甚至有点不近人情，黄宗羲说刘宗周“门墙高竣，不特小人避其辞色，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皇帝见了他也有点烦，虽然知道他是个大大的忠臣，但太迂阔，做不了实际工作。他的学生祁彪佳有时也看不过去了，提醒他说：“不要所有事情上都过分讲原则好不好，老这样皇上要生气的，效果反而不好。”他与崇祯帝的关系并不好，两次遭罢免，还差点被治罪挨板子。所以，他的自杀殉节，为崇祯帝个人的成分很少，甚至整个大明王朝也不是他殉节的主要目标，他殉的是一种道统，他的死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担当。

↑.余煌（～），字武贞，号公逊，浙江会稽人。明天启五年（）状元

有明一代共有90位状元，绍兴府出了6位，比例够高的。余姚县最牛皮，出了3位，其中一位就是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山阴县2位，其中一位是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会稽县1位，就是稽东冢斜村的余煌。余煌是在丙戍年6月4日殉节的，比刘宗周和祁彪佳晚了整一年。当时作为鲁王政权的兵部尚书，据守绍兴城，清军来攻时有人建议据城死守，余煌叹道：“数万军犹不能战，乃以老弱守孤城，是聚肉待虎也。”敞开九门，纵百姓出城，自己投水而死。这个人性化的举动，让余煌的殉节带有了一丝温情的亮色。至少，如果你的家族是居住时间超过年以上的绍兴土著，是应该感谢余煌的，万一那时你的祖宗就在城中，余煌没下这道命令，很可能遭此一劫，就没现在的你了。守嘉定的黄淳耀，城破之际还“坚握锁钥”，拒绝放难民一条生路，自己最后也殉节而死。这情境有点残酷，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绍兴的余状元厚道，有人情味。

最下作的人是把别人带进沟里，自己偷偷跑掉。一个叫光时亨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且被他带进沟里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崇祯皇帝。甲申年初，眼见得李自成破了山西，就要打进北京了，有人建议迁都南京，崇祯内心也很赞许，“帝得疏意动，绕殿而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而兵部给事中光时亨却站在政治正确的高度，抗言纠之，逼着崇祯帝表态：“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结果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光时亨却投降李自成，当了大顺朝的官。他在给还在江南的儿子信中说：“诸葛兄弟，分任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于大顺，汝等当勉力诗书，以无负南朝科第”。意思是说我们家既要有“带路党”，也要有“五毛君”，两头通吃，稳赚不赔。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代文学家。

王思任是鲁王的礼部尚书，乙酉年六月绍兴城破后并没有死，而是跑到城南的秦望山中去隐居了，想当个遗民。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的文名实在太大，清廷数次派人逼他出山。王思任一生好谑，这次没办法开玩笑化解了，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他还是认真的，开始绝食，九月绝食身亡。

余煌和王思任都属于“污点忠臣”，在政治上犯过错误。余煌是天启五年的状元，那时魏忠贤当政，不得已附了阉党，参与了阉党攻击东林党的《三朝要典》的编撰，就象秋雨大师在文革时参加了“石一歌”写作组一样，“科名几秽”。王思任犯的是经济错误，他有两个特点：作文好谑，做官贪财，广为人知。张岱是他的晚辈，而且在文学上受过他的指点，但还是常拿王思任的贪财开玩笑。他在《快园道古》中记载：“王公季重思任在仕途屡起屡蹶，到处俱有贪名，其居家孝友，凡有宦囊，皆分及其弟男、子侄、姊妹、姑表，屡任皆然。故天下人称之曰：‘遂东赚银极不好，而用银极好’。”余煌和王思任一个是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是贪污犯，但最后都殉节了，大节不亏。所以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赞叹道：“毅然死节，澡身浴德，使生平之瘢垢俱尽，忠孝之能成人之美也，信若此矣！”

触发倪元璐、刘宗周、祁彪佳自杀的心理内驱力是不同的……

触发倪元璐、刘宗周、祁彪佳自杀的心理内驱力是不同的，倪元璐出于情感的冲动，刘宗周出于意志的控制，而祁彪佳更多地出于理智的考量。张岱也看出了端倪，他说：“刘念台，则仁者安仁也；祁世培，则知者利仁也；倪鸿宝，则畏罪者强仁也。三先生有知，当不以余言为妄矣。”说倪元璐“畏罪者强仁也”，应该是指他作为股肱大臣，没能力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对崇祯皇帝有负罪感，他就是因为这个负罪感而自杀的。甲申年初北京城破时，刘宗周和祁彪佳都不在朝，没直接责任。加之，刘宗周虽为二品大员，但与崇祯帝志同道不合，长期赋闲在家；而祁彪佳在崇祯朝只是一个七品监察御史，仅处于崇祯帝的视线末梢，没这个能力和责任对国事负责，所以，他们俩没倪元璐这么大的负罪感。

祁彪佳自殉于闰六月六日，比刘宗周早两天，但他是自溺而死的，是瞬间完成的，而刘宗周是绝食而死的，有一个长达23天的绝食过程。刘宗周的死意比祁彪佳要决绝得多，自六月十五日开始绝食时就决意要死的。而祁彪佳对自殉却有一个很长的游移不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别人为他写的“年谱”、“行状”、传记中是看不出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是一切英烈的叙述模式，书写祁彪佳的也不例外。所幸的是，有他自己的日记在，在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游移不定的心路历程。

中国古代文人的操守和女子的贞节，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入仕类似于出阁，自殉死国的就是丈夫死后殉夫的贞妇烈女，前朝遗民相当于守节的寡妇，而亡国后又出仕新朝的士大夫相当于再醮的女子，就是失节，为人所不齿。在这三种选择中，祁彪佳倾向于做遗民，守在他倾力打造的寓园中了此残生，再不济，逃到平水傅家岙躲起来——甲申年底他从吴中罢官回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傅家岙建造避难之所。还打算逃得更远一点，逃到天台山深处。乙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值白函三同顾南金来，将避地天台，予亦为此计，乃托之顾南金。”

但是清廷不允许祁彪佳安安稳稳当遗民，下聘书邀他出山投诚。

“二十四日（六月）......弈远侄遣急足来，云......北师已征聘刘念台、高径斋、钱御冷、方书田、徐虞求及予矣......予欲阳应之，而潜图引诀，季超兄力阻，谓且婉辞，辞之不得，就死未晚。”

“二十五日（六月），草拒辞之启......家仆从城中至，云北师已遣二官、四丁来促惠藩过省，并致书商登翁、姜箴胜、刘念台、高径斋及予，其官寓水澄巷......予乃遣理儿同吴思行至商宅，询其辞拒之式。少倾弈远侄来，过城中，则已赍贝勒之书，内称‘大清国贝勒致书祁先生’”。

“二十六日（六月），另作一揭辞陈东溟，以再遣聘则必以死为辞，陈已用事北师为总镇也。又作荐贤自代启，欲荐任君、项君允师、戴见龙而不果行。午后儿辈至，云已语差官另差人具启矣，理儿且持外父辞稿来看，闻姜箴胜则以四六辞之，乃令儿辈写启揭……”

“初三日（闰六月）......欲予出见之意甚切，而姜箴老命其令郎谒贝勒，亦必欲一见。是日，姜箴胜乃约外父同行西渡。”

“初四日（闰六月），叔父及文载弟、弈远侄皆有书来，力劝予出武林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

清廷步步紧逼，把祁彪佳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只能选择自沉。

祁彪佳下决心时犹豫不决，自杀时却十分沉静优雅，具有仪式感。关于祁氏自沉的记述都强调了他死的方式的优雅，即死而不破坏美感。年谱中记载：“有顷，东方渐启，见梅花阁前石梯水际，露角巾数寸，急就视。先生正衿垂手敛足而坐，水才过额，冠履俨然，须鬓无丝毫纷乱，面有笑容。”黄宗羲记载的祁彪佳之死最为神奇：“夜半月黑，分庙中之烛，出照水滨，端坐水中而死。家人觉而寻之，烛犹末见跋也。”简直是高僧坐化的样子。

祁彪佳是绍兴人，绍兴人多会水性，都能在水中扑腾几下，祁彪佳应该是会游泳的，而且水性不错。天启四年仲春他前往福建兴化任推官，途中突遇暴风雨，导致坐船倾覆，他不仅安然脱险，而且救起了同行的数位落水者。会水的人投河自尽是极有难度的，心里想死，但身体会不自觉地浮上来。刘宗周绝食了10天，没有死成，烦死了，决定投河自尽。其年谱中记载：“二十五日，昧爽，先生乘小舟，托言进凤林辞先墓，过西洋港，舟中再拜叩头曰：‘老臣力不能报国，聊以一死明臣谊。’遂投洋中。舟行十数丈，舟子急挽棹救，而先生尚浮水面，辄以手推舟子曰：‘吾将死于此矣，毋误我。’但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犹未湿也。”刘宗周应该也是会水的，投河也死不了，只好回来继续绝食饿死。

所以，上述关于祁彪佳死状的描述，有违于物理和生理的常规，很有些疑问的。

祁彪佳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参加鲁王政权，继续反清复明。凭着祁彪佳在巡抚吴地树立起来的官声，和明敏练达的才干，应该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呢？一则因为他以为大明已“人心崩溃已极”，没救了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为祁氏家族的利害考虑。一走上反清复明这条路，家族势必会遭到清朝当局的迫害。祁彪佳是家庭看得很重的人，一生汲汲以求，苦心经营，与夫人商景兰又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不忍因为自己的原因，使亲人和家族受到伤害。

事实上，他选择自杀殉节，也是出于一种对家族保护的策略，而且很成功地实施了这个策略。他的人设得到了众人的爱戴和清初当局的敬重，托庇于他的亡灵，祁氏家族和寓园得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繁华未断”，据年谱胡蕃跋，寓山、密园至少到年，“芳馨末歇”。甚至道光十七年龚沅的跋中尚有“寓山不改，密园垂四负之颜”云云。

年谱中记载：“先生美风采，夫人商氏名景兰，吏部尚书周祚女，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商夫人的确也是人中龙凤，诗写得极好，比祁彪佳写得还好。她在《悼亡》诗中曰：“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由此见出夫妻二人心心相印，平等对话的情景，比那些寻死觅活的节妇烈女的境界高出许多。

祁彪佳几乎是个完人，“德才貌”兼俱，活到现在，应该是女生心目中的男神。现在有几位研究祁彪佳的女性学者也是心向往之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钦慕之情，令人动容，就象叶嘉莹笔下的辛弃疾那样。（原载E网人文古城／远山含睇）